每当亚历克斯·艾利夫（Alex Ayliff）开始亚马逊弹性送货轮班时，他都担心这会是最后一次。
作为这家零售巨头的包裹递送服务司机，他的生计全靠登录一个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并从中得知何时开始下一个班次，去哪里递送包裹，以及他将获得多少报酬。 但他知道，因其违反公司的严格规定，亚马逊有可能在任何时候而中断他的应用程序，并且也会这样做。
一年多来，为亚马逊送货一直是亚历克斯的主要收入来源。 “我可能明天一觉醒来时就收到一封电邮，说我与亚马逊弹性送货（Amazon Flex）的协议已被终止，”他说。 在社交媒体论坛和WhatsApp上，弹性送货的司机们交流着轮班和送货途中的生活 故事 ，亚历克斯经常听说亚马逊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就终止与司机的协议，而且几乎没有任何解释。 2020年，亚马逊在澳大利亚推出了弹性送货Flex服务，没有什么大张旗鼓的宣传，现在有大约2000名合同工从事这项服务，它被一些司机描述为“快递界的优步（Uber for parcels）”。 亚马逊宣传弹性送货是人们在普通工作之外赚取额外收入的一种方式，他们驾驶自己的汽车，在被称为“时段”的四小时轮班中向客户家中运送包裹。 但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调查组已经与十几位依靠该平台谋生的司机进行了交谈，他们经常要在弹性送货的时段同时为优步、滴滴、送餐服务Deliveroo等其他零工经济 应用程序工作。
“对我来说，钱并不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东西，”他说。 “但我希望能赚到足够的钱，可以真正生活 下去。这实在无法生存。” 亚马逊说，只有一小部分司机（它称之为 “送货合作伙伴”）的全部收入依赖于弹性送货。 “我们80%的司机有另一个收入来源，大约30%的司机有一份全职工作，”亚马逊澳大利亚公共政策总监迈克尔·库利（Michael Cooley）说。 “这些人都是在寻找弹性。他们寻求在自己现有的工作之外赚取额外的收入。”
亚马逊的一个配送中心最近在墨尔本西部的Ravenhall开业。 该平台只是亚马逊快速扩张的全球供应链中的一个环节，它开创了使用合同工和自动化的新方法，为客户降价并加快送货速度。 这一具有争议的工作模式的创新帮助亚马逊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零售商。去年，亚马逊在澳大利亚赚了11亿澳元。这也为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在上个月创造历史 的太空之旅提供了资金。 “我要感谢每一位亚马逊员工和每一位亚马逊客户，因为是你们为这一切出了钱，”在走下他的公司开发的蓝色起源航天器后，贝佐斯在西德克萨斯州的沙漠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上个月返回地球时，贝佐斯感谢亚马逊员工和客户为他的太空飞行提供资金。 对包裹递送业务等成熟行业而言，弹性送货也象征着劳动力的广泛转变。在这些行业中，受薪司机正在被合同工取代，这些合同工的劳动权利较少，也没有稳定的收入保证。 悉尼科技大学就业法高级讲师麦克·洛林（Michael Rawling）说：“这是我们在19世纪、就业保护制度下最低标准还没出台时看到的那种工作。” “这是一场弱势工人与大型跨国科技公司之间的’大卫与歌利亚’之战，这些公司闯入澳大利亚市场，使条件变得更糟。” 亚历克斯住在墨尔本西北部，他的一天从开车 前往亚马逊在城市周边的一间仓库开始，这样的仓库共有四个。 他说：“如果我十点钟开始，我真的必须在9点45分到那里，因为所有的司机都在排队。” 一旦进去，他就把亚马逊给他的30到40个包裹装上车，他要在四小时内送完，然后亚马逊才支付给他108澳元。 司机驾驶自己的车辆工作，根据亚马逊的条款和条件，这些车辆必须是“四门客车，或足够大的类似车型，可以安全 搭载你和你的包裹”。 厢式货车和卡车是不允许的。然而，亚马逊本月早些时候告诉司机，它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为有货车的合同工试行八小时的工作时段。 亚历克斯将包裹装入他的那辆2002年产的福特Laser车通常没有问题，但他看到其他司机在装车时很费劲。 “我看到有个人不得不摇下车窗把包裹放进去，因为它们都满出来了。”
司机们报告说，他们对配送超过他们可以安全 运输的包裹量感到有压力。 一些从事弹性送货的司机向ABC提供的照片显示，车内塞满了密密麻麻的包裹，遮住了后车窗。 “实在不安全 ，”一位司机说，由于担心亚马逊会报复，他要求在报道中不透露姓名。 “总有一天，弹性送货的司机会因为看不到窗外的情况而发生严重的车祸，而这将是亚马逊的错。我简直不相信这还没有发生。” 亚马逊表示，司机有责任安全 地装车，并确保他们能看到后窗外的路况。 “如果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的视野以某种方式、形状或形式受到影响，那么他们可以要求快递站友好的工作人员帮助他们更有效地重新把包裹装上车，”来自亚马逊的迈克尔·库利说。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而且在快递站内仍然存在能见度方面的问题，工作人员会从车上移走一些包裹，以使视野不受任何阻碍。我们希望人们在送货时在路上是安全 的。” 但亚历克斯认为，一些司机避免在仓库拒绝包裹，因为他们害怕收到亚马逊的警告。 一旦包裹装上了他的车，就开始计时了，亚历克斯需要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内交付所有的包裹。 亚马逊的弹性送货应用程序为他提供了一条预先确定的街区路线，通常横跨墨尔本的一两个郊区。 在ABC调查组加入亚历克斯送货的那天，他被分配送36个包裹到城市西部远郊。 与内城相比，亚历克斯更喜欢郊区路线，因为内城的交通 和停车问题很容易吞噬分配给他的配件时间。 他说：“如果你必须在你的路线上为40个公寓送货，那么送一个包裹不是两三分钟，而是五六分钟。” 在开始为亚马逊弹性送货工作之前，亚历克斯在客服中心工作了多年，包括在澳大利亚邮政局的呼叫中心。 他说：“这是一种更简单的生活 方式，而不是整天有人对你大喊大叫。” “能够拿起你的包裹，做你的工作，然后回家，这很好。”
亚历克斯说，与他以前在客服中心的工作相比，他更喜欢送包裹。 十多年前，他在加那利群岛特内里费岛的海滩上以捕鱼为生，把每天的渔获卖给当地餐馆。 “我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给他们送去了一直等待的包裹，你看到了他们的笑容。你就知道……你给他带来了喜悦，哪怕只是一分钟。” 亚马逊的统一费率不包括燃料、保险、汽车维修和停车费用等开支。司机还必须支付自己的养老金和工人赔偿保险。 他上个财政年度的总收入刚刚超过23,000澳元。他花了近4000澳元的汽油费和约1500澳元的汽车维修费。 “我想继续做下去，但我想我必须回去再找一份工作。” 但在有包裹剩余的日子里，他面临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要么继续无偿送货，要么把包裹退回仓库，但可能会得到亚马逊的警告。
Flex应用程序向亚历克斯显示了他需要完成的配送任务。 “我总是会退回我的包裹，因为我不是在免费工作。为什么要免费工作？”他说。 亚历克斯说，他仍然因退回包裹而蒙受损失，因为回到仓库的路程往往是在他的路线之外再多开20或30公里。 “几天后，你通常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上面写着‘你没有交付你的包裹’的警告。” 亚历克斯说，自己实际上都不知道，即便在四小时配送时间段结束后，亚马逊是否也要求司机将所有包裹送给客户。 “亚马逊希望你能递送所有提走的包裹，作为你在递送时间段的工作部分”，协议中写道。 “在没有可能送出包裹的情况下，若非亚马逊另有指示，应将所有包裹送回亚马逊配送站。” 亚历克斯称，不清楚“没有可能”是什么意思。他认为，这应该是指司机无法在四小时配送时间段内送完所有的包裹。 “我们要求合作配送员即便在四小时送货期限后也要尝试送出包裹，”迈克尔·库利说。 “我们清楚，约90%的配送工作实际上在分配给他们的配送时间段内完成。” 亚马逊称，如果司机不能在四小时配送时间段内送出所有包裹，可以通过亚马逊物流平台应用程序（Amazon Flex）申请加班费。 然而，亚马逊拒绝透露有多少人申请加班费，又有多少人成功拿到这笔钱。 违反规定的后果很明显——亚马逊将终止配送员访问亚马逊物流平台应用程序。 “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比如说，司机承诺在一些时段工作，但经常旷工，要不就是反复在配送前的45分钟取消上岗，要不就是经常不能配送包裹。 “显然，如果那些司机不能胜任工作，那么也许他们不适合从Flex应用程序上接活。” 对亚历克斯和其他接受ABC采访的司机来说，让自己不解的地方在于，究竟接到多少次警告，出现多少次违规会导致亚马逊解约。 亚历克斯收到过亚马逊发出的数次警告，因为他退回了未送出的包裹，还在自己认为配送时间可能超过四小时的情况下拒绝上岗。他还收到过一次警告，是因为有客户警告他在送货过程中没有戴好口罩。他对客户的说法予以否认。 瑞恩·麦克贝恩（Ryan McBain）还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送货平台Amazon Flex解约。 “这让我感到自己分文不值……好像我只是一个数字，”他说。 澳大利亚在疫情 中首次实施封锁限制后，在零售业工作的麦克贝恩下岗了。去年三月，他在亚马逊的Amazon Flex送货平台登记签约。 去年八月开始，瑞恩从他的主业接到了更多的排班，于是他不再使用Amazon Flex平台接活送货。 但在悉尼最近实施封锁限制期间，瑞恩再次下岗。他试着重新登录Flex平台，发现亚马逊已经和他解约。 瑞恩记得自己去年曾因退回未送出的包裹而收到过几次警告，但亚马逊的终止合同邮件并未确切说明原因。 “由于违反Amazon Flex平台独立承包商服务条款……你不再有资格参与Amazon Flex平台的派送工作。” 瑞恩说，“亚马逊物流平台团队”的电邮让他感觉自己被机器人开除了。 他现在正试图通过内部申诉程序对亚马逊的决定提出异议。 “他们说会在大约六天内给我答复，但我还没有从亚马逊收到任何消息。” 亚马逊一开始向ABC询问瑞恩一事的详情，但后来拒绝就其合约终止的原因发表意见。 该公司表示，司机在合同遭终止后可以申请复职，有24名司机通过申诉程序复职。 但亚马逊拒绝透露，亚马逊物流平台应用程序在澳大利亚推出后共有多少人被终止合约。 悉尼科技大学（ UTS ）法学院的迈克尔·罗林（Michael Rawling ）认为，像瑞安这样的案例表明，联邦政府需要赋予公平工作委员会（ Fair Work Commission）权力，裁定物流配送承包者和亚马逊等科技公司之间的纠纷。 “出现终止合同的情况是由于那些任意且不正规的理由，”他说。 “虽然雇员拥有保护措施、免于受不公平解雇的权利以及受全面保护的权利来解决这类事情，但这些劳动者不一定拥有这些权利。” 他说，公平工作委员会还应该有权与亚马逊进行集体谈判，确定一次配送货物的比率，目前这些内容由亚马逊自己来决定。 亚马逊表示，公司遵守经营活动所在州为自备车司机规定的薪酬标准。 零工经济 一族挑战亚马逊和优步（Uber）等公司所做决策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法院解决问题。 “大体来说，那些决定支持大科技公司的说法认为这些劳动者是独立承包商，意味着劳动者没有权利：他们没有享有最低工资的权利，”罗林博士说。 亚马逊物流平台合同中用小字印的保留条款让问题更加麻烦。在亚马逊物流平台的合同中就包括一例条款，禁止司机今后参与任何针对亚马逊的集体诉讼。 “亚马逊设法因人而异解决司机的担忧，”迈克尔·库利说。 每天配送结束后，亚历克斯都质疑自己还能继续为亚马逊物流平台送货多长时间。而且，在他的生活 中每天都存在不确定性。 “有一种看法就是，你确实在为自己工作，可以自己设定工作时间，自己当老板，”他说。 “但现实却不是这样，真的做不到。你还是要服从于这家大公司。 （原文链接：www.abc.net.au/chinese/2021-09-01/amazon-flex-delivery-drivers-voice-safety-concerns-australia/10042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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